我 們 致 力 以 聖 言 建 立 、 裝 備 和 動 員 上 帝 家 中 每 個 成 員 作 主 門 徒 — —
        領 受 上 帝 呼 召 , 見 證 基 督 , 擴 展 天 國 ;
        效 法 基 督 榜 樣 , 走 進 人 群 , 謙 卑 服 事 ;
        隨 從 聖 靈 引 導 , 以 愛 結 連 , 各 盡 其 職 ;
  一 同 踐 行 信 仰 , 轉 化 世 界 , 叫 它 不 再 一 樣 。

從扶貧到滅貧-記世界傳道會亞洲區 〈新國際金融及經濟建設研討會〉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祂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路加福音4:18-19)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全球生活在每日$1.90美元($15港元)的貧窮線以下的人口,從1990年的35%,下降至2012年12.4%及2013年的10.7%(主要是中國、印度和印尼的貧窮人口下降)。然而,世界銀行警告,縱然全球貧窮人口下降,但是貧富懸殊不斷拉闊,令世界逐漸趨向不穏定:自2015年起,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擁有的財富比其餘99%人多;最富有的8名富豪擁有相等於全球一半貧窮人口的財富;在1988年至2011年之間,全球最貧窮10%人口的收入每年只增加3美元,但最富有的1%人增加了182倍。

香港的情況亦不遑多讓。政府公布2016年香港的貧窮情況(政策介入前每月住戶收入中位數一半劃線),貧窮人口較2015年上升,共有58.2萬戶,即135.2萬人,較2015年的134.5萬人多約7000人,亦是過去7年最高。2016年香港有135.2萬人被界定為貧窮人口,貧窮率是19.9%。2016年香港反映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高達0.539,創下過去46年來的新高,數據也顯示香港的財富差距進一步惡化,最富裕的10%的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為112,450港元,而最貧窮的10%家庭的收入中位數只有2,560港元,差距竟高達44倍。若與其他國際大城市比較,香港的堅尼系數僅次於紐約(0.551),但仍然比華盛頓、芝加哥與洛杉磯等大城市高,足以突顯香港貧富差距問題之嚴重。就資產而言,根據美銀美林的報告指出,2013年時,香港所有身家超過10億美元的超級富翁的資產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76.4%,遠遠拋離排名第二的瑞典(20.7%)、第三名的俄羅斯(20.1%)、並列第四名的馬來西亞和以色列(18%)和第五名的菲律賓(16.5%)。可見收入和資產都高度集中在一小撮人身上。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UN-Habitat)將「國際警戒線」定於堅尼系數0.4,任何地區的堅尼系數若持續超越國際警戒線會發生示威和騷亂等動盪情况,普羅大眾的處境絕不樂觀。

令人疑惑的是,貧窮人口增加的同時,香港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高達4.3萬美元(2016年),失業率為3%(接近全民就業),政府外匯儲備達4192億美元(2017年9月底),香港經濟有著不俗的表現。然而,從2004年首季到2016年首季,實質本地生產總值指數上升56%,實質物業價格指數上升166%,而實質工資上升只有9%。如此,當資本收益率高於經濟成長率時,有資產的富人財富會不斷增長,而一般靠工資收入的人財富增長則相對緩慢,最後導致貧富不均。

傳統觀念認為「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然而香港卻出現高學歷的在職貧窮。以持有大學學位的勞工計算,從1986年到1996年間平均工資上升了約3倍,然而1996年到2006年這10年間,工資基本上沒有上升,而2006年至2016年升幅則只有約三成。此外,根據政府公佈的數據,2016年大學學歷勞工收入中位數比1996年的下跌5.5%;即使收入最高的10%大學畢業生,與上一代比較,收入跌幅也達到13.6%。反映新生代大學生實際收入比上一代明顯「縮水」。傳統觀念已不能解決現在問題。

用以扶貧的社會福利政策並不能解決貧窮的根本問題,而滅貧首先需要重新檢討香港奉行已久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資本主義(Capitalism)的特色是私人擁有資本財產(生產工具之一),而投資活動是由個人決策左右,而非由國家所控制。政府的責任是維護私有財產,訂定交易的秩序,絕少介入市場的經濟活動。投資者的經濟行為則以尋求利潤為目標,甚至以無止境追求利潤與資本積累為目的,同時亦衍生出新的社會形態。隨著近年來的資本累積,按 F.Jameson論及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資本的勢力徹底延伸到我們整個存在的領域,資本家不需與勞工分享合理的經濟成果,物業擁有者可以坐穩不斷上漲的租金收益,勞工及中小企在邊際利潤不斷變窄,自由經濟主義不斷蠶食人民的福祉。按<The Old Are Eating the Young>一文指出,現時世界經濟過度依賴「借貸-消費」來增長,世界總借貸額為總生產總值的325%,加上過度開發自然資源及帶來的環境污染,下一代人類需要為上一代背上不能承擔的重擔。

面對全球性和地區性的問題,普世教協(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普世改革宗教會聯盟(World Communion of Reformed Churches, WCRC)及世界傳道會(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CWM)在2012年共同發表

<聖保羅聲明:生命經濟之國際財經轉型>。聲明批評現時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財經主導的經濟模式基於利益與自私,跟信仰與倫理脫節,這導致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被合理化,造成令人絕望的貧窮及不平等、帶來經濟暴力與生態浩劫。聲明反對生命貨幣化和商品化的做法,因為人的價值是源於基督的恩典(羅馬書3:24);反對由債務及金融化所驅動的經濟,支持寬恕、關懷、公義的經濟,正如主禱文所言,祈求我們的債被赦免,如同我們免了別人的債(馬太福音6:12);反對過度消費及貪婪的經濟,因為配受敬拜的是上帝,而不是瑪門(馬太福音6:24),並應努力建立讓人們與受造界得以休息的安息日經濟制度,以及重新分配的禧年經濟制度;反對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的概念,視人類的本質為貪得無厭、自私自利,因為人類本是相互依存的群體,不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立比書2:4)。另外普世教會蒙召對現況進行神學反省和神學實踐,在現時的經濟模式中研擬另一種方案,致力在不公義的社會政治、文化及經濟結構中尋求轉化的解放,藉此推動全受造界都能享有整全的生命(約10:10下)。而筆者參與世界傳道會亞洲區〈新國際金融及經濟建設研討會〉(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Architecture, NIFEA),正是旨在凝聚亞洲區成員教會一同深化<聖保羅聲明>的神學反省,並尋求在個別的處景中推動改革。

對應香港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除了使用本地生產總值來量度社會的經濟表現,同時需要量度社會的「貪婪水平」(greed line values)。「貪婪水平」計算一籃子的社會表現,包括:生態足跡、銀行資本與資產的比率、實質利率、人均本地生產總值、政府債務、貧窮人口、嬰兒死亡率、教育程度、貪污指數、公民的自由程度等,詳情可參閱《The Greed Line: tool for a just economy》。另外,香港股票投資市場可以引入「公義指數」(Just Index),在眾多公司中按社會責任、環境責任和公司管治來挑選「可持續發展的企業」,讓投資者有多一個「公義」的投資選擇。教會需要站在普羅大眾身邊,否則教會將受普羅人群所棄絕;教會需要反映宣告福音的內容,不再集中在個人得救的屬靈生命,同時重視福音對普世的意義,批評社會中結構性的罪惡,建設公義仁愛的社會,讓群人分享上帝的豐盛和美善。

「唯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阿摩司書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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